宽容为本，和而不同
　　——吴承业教授的宽容思想(吴承业教授系华侨大学校长)

　　马拥军（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福建泉州，华侨大学362021）

　　【摘  要】 “宽容为本，和而不同”是对吴承业宽容思想的最准确概括。它不仅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而且是一种世界观，无论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抑或学术的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宽容  和谐  文化  世界观  学术

　　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首次聆听到吴承业教授的“学术宽容”思想。以后又在各种场合零零星星地听吴教授讲起他对“宽容”的感悟。当我猛然意识到吴教授的思想实际上有一个内在系统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现在把吴教授在相关场合的一些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就教于吴教授和各位同仁。
　　一、“宽容为本，和而不同”——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
　　迄今为止，“宽容为本，和而不同”是对吴教授宽容思想的最准确概括。它体现了吴教授在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综合创新”理念。众所周知，“宽容”思想来自西方，“和而不同”则属于中国传统。吴教授对它们进行改造，然后结合为一种新的思想
　　西方的宽容，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界定，是指“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正如西方传统中的“自由”有所谓“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一样，宽容也应当有“积极”和“消极”二义，而《大英百科全书》的界定显然是一种“消极宽容”。吴承业教授则赋予它以积极的含义，把它改造为“积极宽容”。
　　“消极宽容”主要是一种“容许”、“容忍”不同思想和行动的态度，带有“不得已”的意味。“积极宽容”则是一种“提倡”、“鼓励”不同思想和行动的态度。这种积极态度，来自吴教授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在一个普遍的世界交往的时代，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才能创新出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新文化。吴教授曾经希望他的学生能验证他的一个“猜想”：所有伟大文明都发生在文化交汇之处。虽然我们这帮不肖弟子至今没有人完成这一工作，但根据我的了解，迄今为止在人类文明史上尚未出现反例。
　　对于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吴教授同样进行了改造。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被吴教授引伸、解释为“磨合中的次优状态导致发展中的最优状态”。由于理论上的“最优”往往只是一种理想，所以他在关于控制论的论著中把理论上的次优、实践中的最优作为目标。在他看来，多种文化的碰撞在文化融合初期是一种正常现象。碰撞之后则是磨合。这是新文化形成的关键期。一种文化和文明有没有生命力，就看它的磨合能力。中华文化曾经吸收了佛教文化，吴教授相信，它也同样能够在经历与西方文化的磨合期以后，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
　　因此，“宽容为本，和而不同”是一种立足于旧文化发展和新文明生成的理念。它体现的不是对现状无可奈何的放任态度，而是面向未来的积极进取态度。宽容之为“本”，乃是创造之“本”、进取之“本”。
　　显然，作为文化理念，“宽容为本，和而不同”内蕴着一种“发展”取向。
　　二、宽容是一种世界观
　　如果说作为一种综合创新理念，“宽容”思想主要是一种文化观的话，那么，说“宽容是一种世界观”，则涉及个人的存在方式。
　　当我初次听到吴教授谈“宽容是一种世界观”的时候，感到十分惊奇。说“宽容是方法论”还可以理解，怎么能说“宽容是世界观”呢？要知道，哲学上的“世界观”可是有特定含义的呵。但一向自谦为“哲学门外汉”的吴教授这回却格外坚定：宽容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世界观。世界本来就是多样化的，这个世界中的个人必须宽容地看待一切；个人的宽容程度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正如一种文化的宽容程度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标志一样；人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行动的，每个人都生存于特定的环境中，在主客观条件方面都有局限性，因此必须向其他人学习。
　　在与吴教授多次交流之后，我终于认识到，从存在论、认识论和历史观方面来看，宽容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观。
　　首先，在存在论方面，当前学术界正红火的“生存论”，其实就是一种个人存在论。如果把“宽容”作为世界交往时代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个人的存在就赋有了新的特征。马克思所谓“现实的个人”，由此被进一步规定为“处于普遍联系中的个人”。这一普遍联系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但首要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提倡宽容，就把个人的存在状态定位于“主体间性”。这显然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本体论观点，它把个人的联合存在和超越性存在置于存在论视野之内。
　　其次，就认识论来说，传统认识论立足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当代认识论立足于“主体间性”，宽容世界观则立足于现实的个人，把每个人的认识都看作有限性的认识，把人类认识看作在宽容基础上形成的认识集合。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现实真理”的概念。如果说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只是一种“理想真理”，那么，对于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生存的个人来说，实践中的“最优状态”可能只是理论上的“次优状态”，而这也就是人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真理，即“现实真理”。“现实真理”概念反映的是人类认识的时代性、具体性。
　　再次，就历史观来说，宽容程度是衡量历史发展的尺度。越是落后的社会越不宽容，越是先进的社会越宽容。宽容与不宽容，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小农经济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相比，通常更不宽容，因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依靠的是传统智慧，而市场经济以交换为目的，依靠的是分工协作。
　　社会的进步，甚至允许对宽容原则本身进行探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把物化原则贯彻到底，在整个社会形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时候，宽容原则有可能异化为物化社会包容对立面的手段，从而使社会失去批判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把社会主义因素包容于自身之内，从而使产业无产阶级失去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性，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宽容的“发展”维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了创造和进取，即使没有对立面，也要造一个对立面出来。

　　三、宽容与和谐社会
　　针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教训，吴教授比较早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分歧曾经酿成惨痛的悲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阶级斗争甚至蔓延到党内，同一政党内部不同的政策见解被当作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两条路线”的对立。为了造出“一张白纸”，“阶级队伍”被不断“纯洁”化，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形成了一片文化荒漠。吴教授曾经多次引用李瑞环同志的话，提倡“不折腾”、“专心搞建设”。
　　阶级斗争理论曾经被毛泽东同志当作《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他甚至把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看作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标准。其实，脱离特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阶级斗争”理论是资产阶级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经明确指出，在他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经在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历史，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经济状况。他的新贡献则是指出了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范围，以及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的道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更是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是由人类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的，“这个阶级斗争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按照恩格斯的见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而不是阶级斗争观点。阶级斗争只是无产阶级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与宽容原则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如何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如何在夺取政权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把《宣言》的目标定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为此，不仅共产党人要与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而且对待各种不同的反对党派，也要分别不同情况，根据历史原则采取相应的联合措施，形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
　　当然，宽容思想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吴承业教授曾经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虚心向一切异质文化学习。但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正是相对于过去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宽容原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在20世纪末，吴教授就曾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是不对称的，应当把“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发展目标，为此就需要提倡宽容原则。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后，吴教授又向自己的学生提出要求：把宽容思想的研究与建设和谐社会统一起来。
　　“积极宽容”与“消极宽容”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立足于“发展”。吴教授认为，差异、碰撞、磨合、发展形成一个阶段，然后形成新的差异，并在新的差异基础上重新开始新的碰撞和磨合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对于“和谐社会”，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目标，而要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永远不存在没有矛盾的社会。即使在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消灭以后，还是会有新的差异产生。没有差异的社会是僵死的社会。
　　不仅整个社会是这样，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是这样。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如果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在物质生活中必须包容不同的文明成分的话，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期，我们也要善于向异质文明学习。同样，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也要有意识地引导“差异”的发展。要反对搞千篇一律的“大一统”。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大“文明”领域外，吴教授还要求从生活各个层次的亚层面对宽容原则进行研究。他特别提倡在分学科对宽容原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事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宽容原则成为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共识。

　　四、宽容与学术自由
　　担任华侨大学校长以后，吴承业教授把宽容思想具体化为他的办学理念。在这一意义上，“宽容为本，和而不同”可以视为对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的发展。
　　蔡元培先生当年兼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和黄侃、刘师培的雅量，并包新与旧、左与右、国学与西学、共和派和保皇派的器局，不仅造成了北大的思想繁荣，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开了新风气。“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都可以看作是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结出的果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反右以后，“百家”被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赞同毛泽东同志观点的是“无产阶级”，其余都是“资产阶级”。这种观点对学术的摧残，比反右本身还要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学术的自由程度不断提高。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提出“允许看，但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今天在学术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
　　吴承业教授认为，在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时代，学术本身被纳入社会生产体系，它一方面具备物质生产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物质生产的特点表现在：学术同样需要自由竞争，它所提供的精神产品同样需要由消费者予以鉴别。精神生产的特殊性表现在：它必须超越货币拜物教的统治，面向人的整个存在。如果说前者要求自由，那么后者则要求批判。
　　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对现状的批判，都要求“宽容为本，和而不同”。在学术自由方面，“积极宽容”的意义自不待言。为什么对现状的批判也要提倡“宽容为本，和而不同”呢？在吴教授看来，这是由于批判者各有视角，可以相互补充而不能相互代替。
　　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按照“宽容是一种世界观”的观点，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学术也处于变动之中。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各种思想、观点都可以找到它的社会基础，这决定了种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转型期终有结束的一天，中国终将迈入正常发展的轨道。那时各种过渡现象都将结束其暂时性，进入常态发展阶段。因此，应当有足够的耐心，允许学术自发地向前发展，而不是加以人为地干预。
　　吴教授认为，高校在形成“宽容为本，和而不同”的氛围方面，赋有比其他部门更大的使命。要把中国建成和谐社会，高校首当其冲，应当率先建成“和谐校园”。如果把社会比做一架机器，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就是动力机，它要向作为工具机的各个生产部门不断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为此，担任华侨大学校长以后，吴承业教授提出，要把华侨大学办成全中国“最宽容、最自由的大学”。